不过，田夫野老们传说的风水故事，可以教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宗法制农耕文明时代，农民们希望着什么，追求着什么。如果我们真正认真地调查过、分析过，就可以发现，祖坟或者村落的风水所反映出来的，农民们第一个愿望是子孙繁衍。所以，“老蚌含珠”、“美女献花”、“蜂腰”、“男根女阴”这一类“喝形”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希望子孙们“科甲连登”。科甲成就是贫困的农民攀升社会阶梯的惟一道路。取了功名，便可以当官，当了官，那说不尽的好处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文笔蘸墨”、“文房四宝”这一类“喝形”也不少，如果风水在这方面有缺陷，还可以采用在村子的巽位造文峰塔或者文昌阁这类办法来补救。

许许多多现实的因素都是人们选择定居点的根本原因，形成聚落以后，在民智未开的农耕时代，还需要一种超自然的信仰或迷信来加强人们对所居住的地点的信心，这就是风水。阴阳家们编造出一些说法，使人们相信，山、水、地形等等自然因素能够决定居住在某方土地上的人们的吉凶祸福，他们要说服人们，经他们选择或稍加发行过的环境是一方“吉壤”，只要老老实实在这里居住下去，就能子孙繁昌，从而培养居民对这块土地的依赖心理甚至眷恋。迷信命运，这是专制统治者希望于民众的；依恋土地，这是宗族的稳定和团结所需要的。因此，特别重视风水的，主要是南方各省以血缘村落为主的农村社会。在宗族共同体遭严重破坏的北方地区，风水就不很受重视了。

这篇杂记已经太过于冗长，本来早该收场，但写到这里，还有几件事要说一说。虽是零碎，因为“学院派风水大师”常常提起，不得不再噜苏一番。

第一件要从那个“四灵守中”说起。所谓“四灵守中”，就是风水著作《阳宅十书》在“宅外形第一”那节里说的：“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汙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四灵守中”的另一种诠释是说：村落背后有祖山、少祖山，前面有朝山、案山，左右有浅阜长冈，叫龙砂、虎砂。前面已经说过，这两种理想的环境其实很少，何况还要首先满足“学院派风水大师”从来不屑提起的“可耕”、“可樵”、“可灌”、“可汲”这些生产与生活所必须的条件，因此符合“四灵守中”模式的村落就更加凤毛麟角了。《阳宅十书》说这种环境“为最贵地”，意思之一应该就是它稀少。但那一本《风水理论研究》里，一位先生紧接在这句“为最贵地”之后却说，“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大概是他眼中这种村落太多了罢，他连一个例子都懒得举。既然“有许多”，那么，“四灵守中”之地还有什么可贵呢？岂不闻物以稀为贵乎？这位先生接着说：“对于农耕居民而言，养殖用的水池，丘陵上的竹木，洗涤用的流水，方便的交通都具有实际的生产生活价值。这种理想的住宅环境（即“四灵守中”）不正是对生活需要的理论升华吗？”这位先生倒是极难得地提到了“生产生活”，但是，他大事赞赏风水为“天人合一”的“有机的自然观”，不知为什么却忘记了风水是极重视前后左右这种方位方向的，没有方位方向就排除了罗经在风水术中的作用，就没有风水术。这似乎是要说说风水术的人的起码常识。所以，这位先生的议论，也是“文不对题”。

几位“学院派风水大师”拿这个模式大做文章，说这种环境如何有安全感、有均衡感，有“天人合一”的和谐感、有“中庸之道”的传统文化精髓。又一次，他们只着眼于建筑师最习惯的视觉感受，而不去了解对象的实质。因此犯了“文不对题”的毛病，就像那位“风水”一节的作者赞美永陵的“选址成功”一样。

这里就应该弄明白“四灵守中”作为“最贵地”的真实意义，也就是本质性的意义，它“贵”在何处？原来它是大权势的象征。《礼记·曲礼上第一》里有一段话：“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说的是大权势者出行的时候，旌旗招摇，神气飞扬，前后左右的队伍在旗上各绣四灵之一，作为部队的标志。指挥之下，队伍严整有序，职责分明。这个场面烘托出大权势者的威风，一个村子的环境如果能比附上这种形局，那就会出这等大人物，当然这风水就“贵”得不得了了。这模式追求的是当“人上人”，而不是“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