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书的这一节的这一部分的这一条里,作者写道:“相地选址一直是风水术的主题和首要使命,”“不仅村落受风水控制进行选址,城市选址大多也参考风水的原理。”这种“选址观”是违反起码的常识的。古人,老祖宗,给村落选址是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来,选址的首要条件当然是看这块地方是不是有支持他们和子孙们生存的条件,而不是“四灵守中”、“来龙翔舞”或者“建筑与山水间的和谐,”更不理会“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些什么。
农耕文明时代,农民最懂得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在村落选址上,他们远比阴阳师和“学院派风水大师”要聪明得多。
浙江省兰溪市永昌镇的《赵氏宗谱》在“序”里感谢老祖宗选址的眼光,说永昌镇(从前是村)“田连阡陌,坦坦平夷,泗泽交流,滔滔不绝”,这便是说耕地广阔,水源丰沛。有水有土,就活得下去。接着说,永昌“山可樵、水可流、岩可登、泉可汲、寺可游、亭可观、田可耕、市可易。”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永昌的环境都是够优裕的了。这篇“序”写出了在广大农村里实际被普遍遵循的聚落选址的基本原则。
福建、广东一带的丘陵地区,水浇田比较珍贵,所以许多村落都挤在山脚台地上,让出一个个小盆地中央水源充足的好田供农业生产。反过来,村落里也可以少一点潮气,利于健康。例如福建省福安县的楼下村和广东省梅县的侨乡村(原寺前排、高田、塘肚三村)。
浙江省一些农村的选址,除了看水看地之外,还要测一测土壤的优劣。方法是在初步看中了一块有水有地的新址之后,春天再去种一点五谷,如果连续三年都生长茁壮,籽粒饱满,就是好地方。浙江省永嘉县的林坑村和理只村就是这样选定的。
相似的办法是,冬季大雪之后去观察,看哪一处雪融化得早,早的便是好地址。雪融得早,说明地温比别处高,日照充足,地表含水量低,在过于潮湿的南方,比较干燥的地方就少一点疫病。谢灵运的次子在永嘉县找到兰台山下建鹤垟村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除农业以外的各种经济活动也会是聚落选址的决定因素。例如永嘉县楠溪江上游的上坳村,位于一条很陡的山岭的北麓,终年不见阳光。它面对黄山溪,基地很狭窄,耕地都零散在溪北的沟沟岔岔里。黄山溪经常发山洪,一发起来,村里水深数尺,为害很大。这个小小的村子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坚持了几百年,理由是,黄山溪上游盛产毛竹,大量外运,外运最廉价有效的方法是编筏流放。黄山溪在上坳村以上水急滩险,不能放筏,村以下便能放筏,而村边恰恰有一片宽阔平静的水面,上游的毛竹用人工扛来,到这里集中,编成筏子再流放。编筏、放筏需要一点经验,上坳人就靠这个行业过日子,还略胜过一般山村。因此他们在这里定居而且坚守到如今。和上坳村相仿佛的还有江西省乐安县的流坑村,不过它经营的不是竹筏而是木筏。
还有一些地点是因为位于水路运输和旱路运输的交会点上,作为水旱转运码头而逐渐形成聚落的,如山西省临县的碛口镇,浙江省仙居县的磻滩镇,江西省婺源县的清华镇,等等。
几条旱路的交会点,渡口、岭根,旧驿站,古兵防驻地等等,都可能发展成为聚落。集后三个性质于一身的是浙江省江山县的廿八都。四川省合江县的尧坝镇,则是位于从泸州到赤水的川盐入黔大路的中点,距两头刚好各是一天的脚程。
一些特殊的自然资源也是形成聚落的重要原因。如瓷窑村、造纸村、某种矿产的坑口村等等。这类聚落的数量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