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岁就到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专业，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一直成绩优秀，所以1945年尚未获得硕士学位，就被哈佛设计院聘为讲师。

31岁的时候我作了一个让人惊讶的选择：离开哈佛，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去工作。因为觉得学校里自由不够，希望能学点新东西。当时的公司负责人对我信任，眼光长远，能给我一点自由，让我自己开展工作。

当时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纽约最具吸引力的建设项目是一些廉价房屋的利用开发，我说服上司，创造性地用水泥墙代替了砖块墙，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的空间，改善采光，并在楼与楼之间留出了空地作为公园。这次设计思路改变了部分市民的生活环境，当时得了个称号——人民的设计师。

正在叫好的时候，我再次作出选择，离开房地产公司出去发展，因为那里还不够自由，尤其是发展建筑构思非常困难。那时候有25人跟我做，我要退出，这25人怎么办？只好带着这25人一起走，责任非常重大。

但我很坚决，更渴望在文化建筑方面出点力，譬如美术馆之类，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

长达70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我先后设计规划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美国国家艺术馆东楼、肯尼迪图书馆等建筑，大部分作品都与文化艺术有关，符合了自己的追求。

有人说一个设计师的命运75％来自他招揽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筑师不能对人说：“请我吧！”自己的实力是最好的说服工具。怎么表现你的实力？那么就要敢于选择，敢于放弃，决定了的事情，就要有信心进行下去。

64岁，我被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参加卢浮宫重建，并为卢浮宫设计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当时法国人非常不满，说我会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不满，翻译都吓倒了，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

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而且卢浮宫举世闻名。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抛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总而言之，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

后来金字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改建之后参观人数比之前翻了一倍，法国人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我也被总统授予了法国最高荣誉奖章。那天记者采访我，我仍然保持一贯的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

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17岁赴美国求学，之后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阔别近40年的中国探亲观光，心中无限感慨。中国就在我血统里面，不管到哪里生活，我的根还是中国的根。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着打扮，家庭布置与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中美两方面的文化在我这儿并没有矛盾冲突。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在作品中我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反对借助过度的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去创造出独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