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n Holl’Homage to the Square:Simmons Hall,MIT）
大学生活已经成为新世界(New World)值得关注的建筑实验的来源。大家很容易想到Thomas Jefferson为弗吉尼亚大学所做的富有远见的设计，但是每代人都会重新定义与美国这种古怪的（eccentric）实践活动---花大量的钱让年轻人去远离家乡的地方接受高等教育---相适应的建筑环境。在重点的私立学院和大学里，美国的青年一代享用着学校的课程、膳宿和一个小心照管的“社会环境(social milieu)”，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今天的美国学生---已经不是Jefferson时代了---经常参与设计的过程，贡献属于这个时代的看法。结果是产生了众多依据当地特殊条件而设计的非常有意义的建筑作品。例如，Marcel Breuer于1949-52年在瓦萨尔学院（Vassar College）设计的“渡船之家”---是一个为训练女性独立生活能力而建的实验性集合住宅。Charles Moore于1962-74年为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所设计的Kresge学院是一个理想的乡村形态的社区，由师生共同管理。还有Alvar Aalto在MIT蜿蜒曲折的（sinuous）砖建筑（1949），Eero Saarinen在耶鲁大学Morse and Stiles campus校区设计的隐密的社区（1960-62），以及Louis Kahn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爱之城堡和Erdman 公寓（1960-65），从社会意义上讲，它们是与周边卑微的建筑类型相关联并从中进行提炼的结果，因此不极端也不激进。
Simmons公寓，斯蒂文•霍尔事务所为MIT设计的350床位的新宿舍将成为上述建筑群组中一个意义重大的补充。公寓的基地狭长（90英尺×460英尺），并且位于准工业区内（quasi-industrial zone），所以很不吉利。但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霍尔和项目建筑师Tim Bade仔细研究了基地条件和项目情况，并且霍尔事务所和工程师Guy Nordenson合作以新颖而绝妙的方式发展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建筑技术。这是一个充满智慧，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建筑。
通常来说，“校园（campus）”一词意味着大片起伏的绿地，也许，它有时也被误用来指像MIT这样的城市大学。由William Welles Bosworth于1912-16年设计建造的主楼是一个沿着麻萨诸塞州大街（Massachusetts Avenue）延伸开的包札风格（beaux-arts）的穹顶建筑，正对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它是当时MIT主导的（dominant）建筑意象。但是以后，对于偶然来访的人来说，整个校园看上去显得杂乱无章。主要的住宅区穿过麻萨诸塞州大街，位于经常使用的投掷运动场南侧，布里格斯区（Briggs Field）与查尔斯河之间。这是一个高低不平且混乱的城市地段。大量的停车使人们不能立刻获得对整体结构的印象，一个陌生人很可能在找到Aalto的贝克楼（Baker house）---这个区域的建筑珍品---的入口之前，绕进一个货物装卸区或是穿过停车场大门一到两次，这简直会把人活活烦死。
Simmons公寓位于瓦萨大街（Vassar Street），是布里格斯区北边唯一的学生公寓，也是计划在这个区域新建的三幢宿舍之一。瓦萨大街尽管经整修重新进行了铺装，周围陈旧的工业建筑赋予它性格仍然十分强烈，Simmons处在运动场区的条状地段和一条老铁路线之间。此外，它的另一面朝向剑桥港（Cambridgeport）---MIT和哈佛大学（Harvard）很多教员的住所也是这个区域重要的地标。尽管对于一个步行者来说，要从剑桥港走到查尔斯河并不容易---它们被布里格斯区、铁路和四条波士顿的快速路等一系列的链节隔开。甚至它们之间根本看不到，因为位于布里格斯南边的公寓阻挡了望向河流的视线。尽管如此，剑桥港的公寓仍珍视他们与河的联系。因此，这栋建筑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建筑既有足够的出场（presence），同时又能保证视觉上的通透。伴随过程的发展，“渗透性（permeability）”和“多孔性（porosity）”便成为了对Simmons公寓的图表式隐喻（diagrammatic metaphors）。
霍尔的“图表式隐喻”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栋建筑的钥匙---他称之为《推动设计进程的“引擎”》。譬如说，Bellevue艺术博物馆的图表式隐喻是“三位一体（tripleness）”，来源于博物馆的三种不同功能。赫尔辛基当代艺术博物馆“kiasma”则隐喻了“交叉（crossing）”或者说“交换（exchange）”，这引导产生了将空间连接起来的路线形态和它们与城市环境相互影响的方式。《Building as a Body:Battle of Invisible Force》是挪威的汉姆生(Knut Hamsun)博物馆所要隐喻的主题，它表现了这位挪威作家的传奇中激烈的心理抗争。
那么，这里为什么是“多孔性”和“渗透性”呢？首先，这座建筑不能挡住朝向剑桥港社区的视线。为了减小建筑的体量，霍尔事务所尝试沿着瓦萨街建一排高180英尺成柱状（post-like）的塔楼以留下有意义的开敞空间。但塔楼的想法后来被证明会带来太多的问题而被否定了。单元制（zoning）也会创造一面100英尺高的墙，但如果那成为MIT的选择，霍尔必须找到一种能打开建筑的结构以使得它通透的方法。其次：当这些讨论还在进行中的时候，Mit的学生、教育和管理层正谈论着他们对新公寓的期望。在这些讨论中，无论是从与社区的关系还是从建筑本身来看，“开放（openness）”都成为了关键词。至此“多孔性”和“渗透性”成为了处理建筑内部和外部的主导性隐喻。但如何展开这个图表式隐喻（diagrammatic metaphors）呢？
Simmons公寓乍一看和一个被切成相互联系的三个塔并贴了方孔材质巨大的混凝土网格差不多。基座大小为52英尺×384英尺。部分体量被掏空形成悬挑区域，在底部有面向麻萨诸塞州大街的入口、一个由露天座椅划分出来的平台以及一些露天餐桌。这栋建筑处于贝克楼（它朝向布里格斯区）的背后，整体上看像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巨大的谜（puzzle）：它是直的而不是曲的，混凝土的而不是砖的，棱角分明的而不是有机的，视觉的（optic）而不是触觉的（haptic）。在白天，18英尺进深的网格保证2平方英尺的窗户的遮阳，有些方格用混凝土填实，还有一些是异形的，很多侧柱被刷上颜色形成主要的彩色图案，当人移动到侧面的时候就显得更加明显了。所以建筑看上去就好像是浮动的格栅从银灰色变成了彩色的，同时这也导致了室内的一些变化，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up-dated）对方形的礼赞。在夜晚，光线从室内透出来，建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发光的海绵体（luminescent sponge），这是霍尔对Simmons的另一个图表式隐喻。
这些想法之所以能够实现应该归功于一种天才的结构体系，是由Guy Nordenson和得名于在混凝土上开洞的“Perfcon”公司发明的。这堵墙由每块10×20英尺拥有3到6平方英尺窗洞的预制混凝土板组成。这些墙板在上层厚1. 4英尺，在底层厚1.6英尺。标准的墙板每块重10000磅，外面包裹4-6英寸的保温材料。外墙板的施工从顶层开始，它的每边都预留有钢筋，每根钢筋之间的墙板上有一个预留孔，这样临近墙板就可以互相固定。墙板由起重机吊到指定的位置后，先固定垂直的钢筋。对于侧边，钢筋被成对的绑在一起并用从每块板延伸出来的套管焊接在一起。然后在联接处浇筑混凝土。楼板和天花现场浇铸在预定位置。最后的结果是由空腹桁架系统结合力矩框形成的呆板的承重墙。墙板在魁北克制作，然后运到基地，这使得MIT能够组织快速地建造。安装一块墙板大约需要20-30分钟，这样，工人每天就可以立起16块墙板，也就是1/2层。
另一个好处是，结构的外骨架（exoskeleton）使得颇具戏剧性的悬挑跨度得以实现，而普通的梁柱结构体系需要4英尺厚的梁才能支撑悬挑部分。这种结构体系还为在窗侧墙涂的颜色提供了逻辑依据。建造前的计算机分析图显示了结构以及相关的设备构件所承受的荷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Simpson Gumpertz & Heger提供了一张用颜色区别简明的受力示意图。蓝色表示压力最小的区域，黄色表示稍大的层次，红色表示最大的压力，后两者通过附加钢筋进行加强，它们之间的小黑块则用混凝土填实。这张富有表现力的分析图被用作颜色配置的参照。颜色为栅格提供了进深方向上的另一个层次，并且颜色分布大致和原先的压力分布图一致---对于像MIT这样技术性的学校来说也是十分吻合的。通过这种承重的外骨架，让室内拥有通透的联系也是有可能的。由于柱子和内承重墙的解放，走廊（8平方英尺）就像是室内的街道，霍尔事务所还找到了产生垂直方向的渗透（permeability）的办法。穿过布里格斯区就能看到贝克楼，Aalto在它的内部建造了巨大的楼梯来表达学生上上下下的路径。但是结构和空间的限制意味着那只能被贴在建筑的表面。对于Simmons来说，多孔性成为漏斗状（funnel）空间的灵感来源，霍尔设计了贯通的楼板并作为休息室和学习间。这些漏斗空间分担了的走廊所承受的双倍荷载，并提供了集体学习和休息的场所，同时也使走廊充满趣味。一个自由形式的楼梯漂浮在这个空间里，提供了一种有意思的上上下下的方式。
虽然是非常紧张的基地，建筑看上去也似乎十分严格，但它的内部空间却与众不同。尽管每个学生房间有着标准的尺寸：高9.2英尺，有9个窗户，却仍然有无数的变化。（霍尔事务所一同设计了适合房间尺度的家具。）一些与漏斗空间相撞的房间进行了单独的配置。另外还有17套教员和研究生的公寓单元以及一些可供选择的户型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学生们在残酷的（cutthroat）私立学院和大学里的“需要”经过仔细地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在大学四年里对住宿的要求在不断变化。第一年，学生尤其希望接触一个相对多样、广泛的社会构成。在MIT，有很多关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的介绍性课程，在这些课程中以小组的形式是有效的也是主要的学习方式。高年级的学生的对熟人范围的限定多一些，倾向于专业一些的社会构成。在MIT，学生们只用一种特定语言进行交流的“XX语言室”非常普遍，但是在Simmons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小团体(学术的、宗教的、性的、体育的等)会一起活动---每座迷你塔（mini－towers）能容纳一到两个兴趣小组。
此外，在底层还有一个可容纳130人的小型剧场，在这里也可以做演讲。大约2000平方英尺的餐厅可以被重新布置为300人的会议室。在第二层的室外平台，Dan Graham用玻璃和不锈钢利用光线在曲面玻璃中的多次反射设计了一个被称作阴阳阁（Yin/Yang Pavilion）的地方。
斯蒂文•霍尔还一直以对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见解而受人关注，他一直尝试。。。。。。（of trying to represent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as experienced）。Simmons是一次新的尝试。无论是远距离观察或是近距离触摸这座建筑，都可以感觉到无论是整体设想（大学、社区和结构方面）还是个体表达（室内、人和材料）都与霍尔的图表式隐喻极为一致。霍尔的工作既不是源自客观逻辑（objective logic）〈“here is how it is”〉，也不是现代人逻辑（modernist logic）〈“I’m telling you, here is how it is”〉，而是现象学直觉（phenomenological intuition）〈“here is how it is to me”〉的一种。人们可以想象到在Simmons公寓里学生洞察力的增长：了解这栋建筑，了解建筑师，也了解制度（institution）。